在建设新农村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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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新农村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化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网络收集点击数：更新时间：200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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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从全局战略高度科学分析和把握形势，提出以新农村建设为战略重点，促进城镇化协调发展。这项重大的历史任务将造福9亿农民，大幅度缩小城乡差距，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和国家未来走向影响极其深远。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21世纪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必须把我们的思路放在这样一个重大的背景之下。

一、中国城镇化的基本国情

进入2l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呈现出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三大社会经济系统并存的现象。这是我国城镇化需要面对的最基本的国情，也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所在。

国家统计局披露的一组数据表明：全国有一半行政村尚未通自来水；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7000万户农民住房需要改善；60%农民没有卫生厕所；60%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的污水处理场；6%的行政村尚未通公路和电话；2%的村子尚未通电；1%的乡镇没有卫生院。基于这样的基本国情，我国城镇化的难点在农村，短腿在农村。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有专家分析达到4.5∶1以上，甚至在“十一五”期间将达到7∶1。城镇所谈论的国际接轨、网络经济、人文精神、公民意识、环境保护等，在广大农村如同听天书，农民更关注温饱、疾病、学费等基本生活问题。邓小平同志1990年曾指出，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地区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这四大矛盾就会激化，中国就会出乱子。

基数庞大的农民群体、占国土面积90%以上的农业空间、三个不同文明发展阶段和六个方面的城乡剪刀差，是我国城镇化的基本国情。由此决定了我国依然是农业大国而不是工业大国，“三农”问题历史上是、近现代是、未来几十年仍将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将长期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而解决农业问题，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乡镇企业；解决农村问题，要推进城镇化，促进小城镇的建设；解决农民问题，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鼓励农民进城。

二、中国城镇化的瓶颈制约

1．农村内需不足的制约我国13亿人口中，9亿农村人口处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半自给状态，城市贫困阶层维持在温饱阶段，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推崇使富裕阶层消费均崇尚国外名牌，导致财富外流和国内市场萎缩，“大中国、小市场”问题愈益严重。因此，没有农村的繁荣和农民的富裕，我国的城镇化就会遭遇极大的困难，大国经济发展不能长期依赖外需拉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之后，国内经济学家和一些“三农”问题专家纷纷在第一时间发表意见，提出用新农村建设作为克服当前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突破口。我对此实在不敢苟同。由农村承载缓解“通缩”、启动消费和需求的重任，不仅仅是农村不可承受之重，也是在向农村转嫁城镇化风险。事实上，最近20年来的小城镇建设和村镇建设基本依赖农民自主投入，“三农问题短腿在农村”的问题被历史地凸现出来。没有农村基础设施的进步，就不可能有农业的发展并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拉动内需，保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2．劳动力就业的制约从2006年至2015年，我国城镇每年自身新增劳动力550万人，2005年新增大学生为338万人，国有和集体企业深化改革后再就业劳动力为450万人，加上往年积累的失业劳动力，城镇每年需解决就业的劳动力达2400万人。根据我国经济每年约9%的增长速度和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实际提供就业岗位将稳定在1000万人左右并呈递减趋势。有学者提出1%的转移指标，也就是每年转移1000万农村人口，就目前就业状况看值得商榷。还有学者提出通过制造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也是有失偏颇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异军突起，近1.2亿农村富余劳动力暂时有了就业机会。60～70%的制造企业产品出路依靠出口，外贸依存度多年维持在近70%的高端，贸易顺差连年快速增加，引发发达国家联合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的需求约束越来越严厉。因此，我国城镇化发展提供的就业岗位与农村实际需转移的就业人口间的供求距离越来越大，大量农村人口往何处去将是一个长期问题。欧洲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时期人口转移有个前提，就是发现新大陆和海外殖民。即使如此，依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争夺土地和资源。

3．资源消耗方式的制约就我个人的看法，我国城镇化标准越来越高，城市建筑能耗已到了危及国家资源安全的地步。我掌握的资料表明，城市人均用水量是村庄的3倍，人均资源消耗量是村庄的6倍。我国未来人口拐点在14.5亿，如果城镇化率达到60%，就意味着有8.8亿人生活在城市。有学者认为，资源可以通过市场“全球获取”，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资源的世界大势与本国国情是我国城镇化路线图上必须标明的“路标”，如果我国的城镇化寄希望于资源的“全球获取”上，必然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我主张探讨走以新型能源和清洁能源循环自给的新农村发展道路。欧美、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省，也同样面临过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出现的问题，他们以国家投资主导，带动农村的建设，保持农村山川秀美。欧美发达国家和日韩农村与城市在基础设施上已无很大差别，差别在空气和环境上，而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甚至更好。

三、中国城镇化的理论依据

在中国城镇化的理论依据上，一些地方、部门或经济学家言必称“国际惯例”。有的把城镇人口是否达到30%的诺瑟姆曲线用以指导我国城镇化发展；有的以刘易斯基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二元结构”论分析我国城乡分治；有的把“房价是否超出收入4—6倍的国际惯例”作为支撑房地产泡沫论的标准等等。

我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农村经济数千年来基本属于分散风险的“粮猪型”稻作农业的小农经济。以西方“城镇化”理论进行体制设计，必然出现头重脚轻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把城市管理体制推广到分散的农村，实行中央、省、市、县、乡（镇）、村的行政区划与管理体制，不断增设对口机构，导致乡（镇）规模越来越大，一个中等乡（镇）机构数甚至超过了建国初一个县的机构数，上级政出多门下达的任务，到了基层就成为直接成本。结果是，高昂的行政成本、执政成本、制度成本增加了农民负担，激化了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矛盾。

因此，一味奉西方城镇化理论为“经典”、“先进”或“前沿”的研究工作是不负责任的。这种不负责任，直接导致我国城镇化走了一条脱离基本国情的路子，城镇越建越现代化，建设成本和管理成本越来越高，准入门槛也越来越高，最终刚性地排斥了农民进城。很多城镇甚至小城镇对新增人口的就业落户均有十分苛刻的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城镇建设不是为农民建的，农民没有成为城镇化的主体。如，城镇建设可以向郊区农村征地搞房地产开发，却不允许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土地一级市场，不允许村自治体对工商业用地实行租赁制，对国家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也不允许农民参与股份等。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为标志，占据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开始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题。“穷人经济学”成为“十一五”规划的重要理念。未来5年，我国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城镇化的政策取向将关注均衡增长、均等机会和社会公平，避免陷入“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社会失衡“陷阱”，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扭转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中国城镇化的理论依据和路径选择，应从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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