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筹设台湾文学系。中兴大学据说也设立了台湾文学研究所，而清华大学也在积极筹设台湾文学研究所。凡此，都说明“台独”运动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斗争中高昂的企图心。 面对“文学台独”的攻势，个人以为，在台湾文学研究工作上，应该学习杨逵精神和范泉精神。杨逵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关于建设台湾文学论争中表现了这些精神：（一）熟达地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二）坚持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三）坚持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以及其与中国新文学之一般性的辩证统一；（四）坚持省内外作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团结；（五）重视文学运动的实践—文学组织与文学领域中的统一战线的展开；（六）具有对政治的敏锐的认识力，明确、坚定地反对为“台湾独立”、“台湾托管”，为美国和日本外来势力服务的文学。 范泉是从来没有来过台湾的大陆著名编辑、文艺评论家和散文家，对于上述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论争起到敲定主旋律的作用。即（一）他主张“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的一环”；（二）作为一个大陆的文学评论家，他对台湾、台湾人民和台湾文学抱着真挚、深情的关注，并且带着这样的关注去研究台湾文学；（三）在主张将台湾新文学重建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组织部分的同时，又坚持台湾新文学发展的主体是台湾本土作家，强调只有台湾本土作家才足以建设有“台湾气派”、“代表台湾本身”、有“台湾作家个性”的台湾新文学。这是把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与中国新文学的一般性的矛盾统一起来；（四）在思想感情上和在具体实践上，和台湾作家、知识分子维持真诚、深刻的感情联系，建立了坚强的相互信赖和团结。 杨逵和范泉都是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间，两岸省内外文学家、评论家共同讨论重建台湾新文学时最有领导性、最突出、也最杰出的典范。今后，在面对批判“文学台独”以重建台湾新文学时，杨逵先生和范泉先生的风格与工作、思想作风，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启发。 宣传和批判“文学台独”的斗争的新回合，正在蓄势待发。海峡两岸捍卫台湾新文学的中国属性的作家和学者，势须建立清醒的认识，准备好面对新的斗争。 此新闻共有3页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