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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崇拜现象与信仰的一种转向

明星崇拜是二十世纪中期兴起的重要文化现象。先前地位卑微的演艺人员和体育运动员仿佛突然间获得了神性,不但普遍获得人们的青睐,而且其中的杰出者还跃升为亿万人的崇拜对象。很多学者将明星崇拜现象归结为大众传媒在当代文化中的霸主地位,但是大众传媒的崛起至多是其产生的机缘,一定有深层的因缘在成全它。在对人类的信仰史进行了必要的考察之后,我发现明星崇拜现象实际上源于人类信仰的现代转向:从敬拜超越人的存在到敬拜人,由敬拜人的工具性存在到敬拜人的目的性存在。人的解放和人的僭越都可以从这个转向中见到。因此,研究明星崇拜现象绝不仅仅是承担普通的大众文化课题,更是担当探索人类精神终极指向的事业。

敬拜人的时代只能产生于上帝和神性之天的退隐。在上帝和神性之天将人规定为卑微的有限者时,人不可能以人为最高崇拜对象。上帝和神性之天的退隐是现代性取代前现代性的结果:前现代性的基本逻辑是人被超越人的存在(诸神,上帝,神性之天)所规定(决定),现代性的核心则是人性的自我规定(决定),所以,现代性对前现代性的取代也就是人道主义对神道主义/天道主义的扬弃,由此完成的是精神世界中心的革命性位移——从上天和神转向大地和人。萨特对人道主义的两个含义有比较准确的总结:其一,把人看作目的或最高价值;其二,认为人是自我设计的存在,处于不断的自我超越过程中,按照自己的计划创造自己。(1)显然这两种人道主义都意味着对原始的神道主义/天道主义的否定。所以,在现代性诞生之时,上帝和神性之天实际上便已经退隐。自称“反基督徒”的尼采在1882年借疯子之口宣告上帝的死讯,实是在发布迟到了的讣告:

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杀害了他!我们将何以自解,最残忍的凶手?曾经是这块土地上最神圣与万能的他如今已倒卧在我们的刀下,有谁能洗清我们身上的血迹?有什么水能清洗我们自身?我们应该举办什么样的祭典和庄严的庙会呢?难道这场面不会对我们显得太过于隆重了吗?难道我们不能使自身成为上帝,就算只是感觉仿佛值得一试?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为伟大的了——而因此之故,我们的后人将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更高尚的历史之中!(2)

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上帝的讣告要推迟数百年才由一个疯子斗胆发布?人为什么不在上帝和神性之天退隐之时就将自己推上最高的高处?我们在如此追问时已经涉及到人在现代性诞生之初无法超越的困境:如果立刻承认人是绝对的中心和终极的目的,那么,人将不得不亲自成为上帝或类上帝存在,这不仅是刚从外在限制中解放出来的主体性所无力承担的,也会将人抛入信仰的悖论。所谓信仰的悖论是指:人在上帝和神性之天退隐之后将不得不冒险信仰自身,但人却是有限者,信仰人就是信仰有限者,而这与信仰的超越性恰恰构成了无解的矛盾,因此,人不能以人为信仰对象,也就是说,人将同时不能不信仰人和不能信仰人。要理解信仰的悖论,我们必须首先追问:何为信仰?信仰在英文和德语中分别写faith和glauben,均是信的意思,但这信不是一般的相信,而是绝对的信奉(firm belief)。那么,什么样的存在能被绝对地信奉呢?一定是无限者:有限者的有限性意味着它可以被相信,但却不能被绝对地信奉,因为它不能在它之外为我们的精神提供着落;如果我绝对地信奉某个有限者,那么,我必然在他有限的世界之外迷失自己,被抛入荒谬的处境。上帝和神性之天之所以会被绝对地信奉,是因为他们都曾被领受为能为人的身心给予永恒关怀的无限者。人成为人的信仰对象有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人也被推举为具有无限力量的存在。在现代性诞生之初,人的主体力量还相对弱小,把人推举为无限者对于绝大多数而言是不可思议的。既然人不是无限者,对人的信仰本身就是悖论。为了回避这个两难境地,包括笛卡儿在内的现代性的早期阐释者都采取了一个折衷的策略:在将上帝罢黜以后又将已成空名的他请回虚设的宝座,以使人在成为自我决断者的同时回避信仰的悖论。笛卡儿的推理清晰地展现了这个逻辑:他首先认为一切都是可以怀疑的,将上帝由绝对者降为反思的对象,与所有存在者一起处于被悬搁状态;接着他指出我在怀疑是不可怀疑的,而怀疑是思,因此,我思才是所有推论的原点和世界向之呈现的中心;最后他又说我在怀疑说明我是不完满的,必有某个完满者赋予我思以合法性,这就是上帝,所以,上帝仍是人的信仰对象,人则是“上帝与虚无间的一个中介”。(3)由此可见,以为现代始于人道主义对神道主义的完全替代是错误的,因为在费尔巴哈和尼采之前的现代主义仍是人道主义与神道主义/天道主义的统一。但是人道主义与神道主义/天道主义的统一并不是平衡的:对上帝的信仰不再是firm belief without proof即非理性的虔信,而是人的理性所引导的过程,上帝已经成为我思的推论,所以,人道日显而神道/天道日隐是现代化进程的明晰 走向。这种不平衡最终导向人道对神道/天道的彻底收复,上帝被当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正就是属人的本质突破了个体的、现实的、属肉体的人的局限,被对象化为一个另外的、不同于它的、独自的本质,并作为这样的本质而受到仰望和敬拜。因而属神的本质之一切规定都是属人的本质之规定。(4)

费尔巴哈所说的对象化后来被尼采形象地称为投射:人从自身投射出他最坚信不移的三个内心事实即灵魂、精神、自我,然后又将这被投射出的存在命名为上帝。(5)既然上帝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投射),那么,崇拜上帝就是崇拜人自身。对上帝的信仰之谜既然已经破解,人类信仰意向的转折便必然发生:从彼岸世界回归生活世界,由指向上帝到指向人。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人将以人为崇拜对象呢?如果是,人将怎样解决信仰的悖论?费尔巴哈显然对此问题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因而敢于直言“人就是人的上帝”。(6)尼采的思想要比费尔巴哈细致得多:他在1882年以疑问的口气说过“难道我们不能使自身成为上帝”后,便放弃了这个思路,另觅信仰转折之途。仅仅过了数月,他就在《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第一卷中公布了他的最终答案:

我将以生存的意义教给人们:那便是超人,从人类的暗云里射出的闪电。(7)

那么,什么是超人(superman)呢?虽然尼采没有给出具体的定义,但我们可以从他诗化的语言中体悟到超人是人的将在即人自我超越的目标:

我的兄弟,这走在你前面的幻影,美丽于你;你为什么不把骨与肉给它呢?(8)

  让将来和最远之物成为你今日的动机吧:你应该爱你朋友身上的超人,作为你存在的理由。(9)

我对于这些高人和最好的人已经厌倦了;我渴望从他们的高处上升得更高些,直达超人。(10)

由此可见,尼采倍受质疑的超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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