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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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982年与1984年，在河南省郑州、洛阳与开封先后召开了三次《歧路灯》学术讨论会，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与1984年分别编辑出版了两部《歧路灯》论丛，收录了提交前两次学术讨论会的部分论文和一些知名学者的文章。此外，散见于各类刊物的论文亦为数不少。据不完全统计，自1928年至1983年底，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歧路灯》的研究论文（含少量报道文章）有110篇左右。这些论文对李绿园的生平思想、《歧路灯》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如结构、人物、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探讨。亦有学者对小说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作专门研究，或对小说所反映的清康熙、乾隆时期的开封城市经济、有关戏曲的描写及民俗等作详细的考证。由于李绿园及《歧路灯》本身思想及内容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学者们的研究涉及的范围亦较广，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这些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认为《歧路灯》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是一部平庸的作品，根本不能与《儒林外史》相提并论；二是认为《歧路灯》是优秀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与《儒林外史》在伯仲之间；第三种观点较为平和，认为《歧路灯》不及《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些一流佳作，应属于二流作品，但还是较为成功的，有其独特的风貌。
持否定观点的，可以蓝翎的文章《“埋没”说质疑》（见《歧路灯论丛（一）》）为代表。蓝文认为：李绿园的“创作思想的确是中国古代小说现实主义传统精神的大倒退，大大发展了开创人情小说的《金瓶梅》本来就有的说教因素的落后面，使‘人情小说’的发展岔向了歧路”，“《歧路灯》的确要宣传儒家的正统思想，把这种腐朽的思想看成人生指路的明灯”，“作为文学欣赏的对象，《歧路灯》就相当缺乏艺术吸引力，能让人愉快的读下去”，“是一部思想平庸艺术平平的古代小说”，与《醒世姻缘传》一样，“就二者思想的落后和艺术的平庸来看，‘则伯仲之间，各有
短长，难分高下’。它们是同一创作思潮的产物，是‘人情小说’发展过程中一股混杂着更多的泥沙和腐物的浊流”。其评价之低，在当时的学者中，可能没有第二人。持肯定观点的，则可以张国光的长篇论文《我国古代的〈教育诗〉与社会风俗画》（见《歧路灯论丛（一）》）为代表。此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批驳蓝翎的《“埋没”说质疑》而作，副标题即为《〈歧路灯〉新论兼评〈“埋没”说质疑〉》。张文对蓝文作了严厉的批驳，并提出了对《歧路灯》的肯定性评价。张文认为“《歧路灯》是一部值得借鉴的教育小说”，“李绿园不仅是一位小说家，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教育
家”，称赞“《歧路灯》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幅风俗画”，并且指出，《歧路灯》在艺术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运用、人物描写诸方面均取得出色的成就，认为“作者虽然主要是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刻划人物，但有时也不排斥浪漫主义”。张文的结论是，“《歧路灯》是一部有较高的思想水平与艺术成就的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在反映封建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暴露当时的魑魅魍魉的丑恶本质的深度方面超过了前者（《红楼梦》）”。张文建议，对这部“被埋没了二百多年的优秀古典小说”，“做父母的似可以一读”，“青年人可以一读”，“治文学史的人，更必需读它”，“因为它确
可看作是新发掘出来的一部有价值的古代小说，即使不能与稍后的《红楼梦》并驾齐驱，但也足以使《儒林外史》相形见绌”。如此高的评价，在当时的学术界也是罕见的。至于持中间态度的观点，可以任访秋、范宁等人的文章为代表。任访秋在《漫谈〈歧路灯〉》（见《歧路灯论丛（一）》）一文中认为，“假若把《儒林外史》、《红楼梦》列为第一流，那么《歧路灯》就不能不属于第二流。因为不论是思想同艺术，较之前两书都是大有逊色的”，但对《歧路灯》的成就也作了肯定的评价，指出，“《歧路灯》毕竟是一部长篇巨著，作者社会阅历较深，而各方面的知识也比较丰富
……所以作者对清代中叶的朝章国政，科场惯例，社会风俗……书中凡涉及到的，无不一丝不苟认真地给以详细的论述与描绘，从而扩大了读者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知识，对于了解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精神面貌，是有着深刻的意义的。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应该给它以一定的地位的”。范宁的《〈歧路灯〉读后感》（见《歧路灯论丛（二）》）也认为，“《歧路灯》整个思想主题是不高明的，人物塑造也不很成功，但记录了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中下层人物的思想状况，涉及的生活面相当广阔……读者可以从其中看到封建社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实际上，任文与范文肯定的主要还是在《歧路灯》这部小说的认识价值上，并不同意将之看成为一流佳作。
无论是肯定也好，还是否定也好，毕竟反映了学术界对《歧路灯》的关注与热情，对于李绿园与《歧路灯》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到了80年代后期，这种富于学术气氛的热闹局面渐渐趋于平静，直至今日，虽然中国大陆学术界还不时有关于李绿园及其《歧路灯》的论文发表，杜贵晨在1992年出版了著作《李绿园与歧路灯》（辽宁教育出版社），但终究没有形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学术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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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台湾与香港地区的学术界，对《歧路灯》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当栾星校注本出版后，似乎台湾与香港地区的热情比大陆为高，所给予的评价也几乎是一致的赞扬与肯定。台湾出版界在80年代至少有四家出版社出版了《歧路灯》，较之大陆为多。但学者发表的研究论文，则比较的冷静与平和。如发表于1983年1月13日台湾《中国时报》王孝廉的《歧路灯的再发现与再评价》一文认为：“这部被埋没了两百多年的小说是一本相当可读的小说，但充其量只能和另一本类似的小说《蜃楼志》相等；将它与《红楼梦》、《儒林外史》并列而为清代三大小说，是有些言过其实的。”此外，台湾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已有人将《歧路灯》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如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生陈翠芬、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生郑在亮（韩国），在1986年与1988年先后以《歧路灯研究》作为学位论文，获取硕士学位。郑在亮回韩国后，将学位论文陆续发表于本国的《中国小说研究会报》等刊物，引起了韩国学者的兴趣。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台湾师大书苑有限公司出版了吴秀玉的《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一书。吴秀玉热心于此项工作，曾五次抵豫，二度入黔，搜集资料，访问学者，历五年寒暑，写成了这部30余万言的著
作。全书共分七章，对李绿园的家世、生平事迹、著述及《歧路灯》的流传、写作背景、思想内容、创作艺术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而详尽的考察和探讨，资料之翔实，可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歧路灯》研究著作。这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研究《歧路灯》的专著，但在中国大陆似乎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纵观80年来《歧路灯》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学术界，在总体上对 此新闻共有3页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