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文学：在世界游荡的幽灵

地完全进入这个交接点上的任何一种语言系统——无论是他的根语言还是他的隶属语言。
　　　　　　戴着“黑色”面具的伦敦
　　《摩西登高》用克里奥尔化的英语塑造了克里奥尔式的伦敦新形象，使读者重新认识一个由加勒比海地区西印度群岛黑人构成的“黑色”的、后殖民时代的伦敦。
　　《摩西登高》是塞穆尔·塞尔文的摩西三部曲《孤独的伦敦人》、《摩西登高》和《摩西迁居》中的第二部，也是叙述语言最具有独特风格的一部。它用克里奥尔化的英语塑造了克里奥尔式的伦敦新形象，使读者重新认识一个由加勒比海地区西印度群岛黑人构成的“黑色”的、后殖民时代的伦敦。作为《孤独的伦敦人》的续篇，主人公摩西在《摩西登高》中由原来的被叙述对象转换成了叙述者，这使得作者在叙述过程中得以保持旁观者进退自如的灵活性或柔韧性，营造了一种多语言和多文化的语境，使整部小说的叙述语言得以在多语混合的宽松空间中游刃自如。
　　《摩西登高》写的是五、六十年代从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移民到英国的黑人摩西、以及他周围的黑人的生活和情感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从它的殖民地西印度群岛招募了不少加勒比人充入英国军队。战争结束后，大量的加勒比人涌入英国定居，逐渐形成了孤立于主流文化之外的加勒比黑人圈，加勒比伦敦文化也因此形成了。加勒比式的伦敦文化正是塞尔文的《摩西登高》所表现的中心。
　　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考察《摩西登高》的语言风格和叙述方式：
　　第一个层面是这种叙述方式被运用于表现不同文化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摩西登高》是以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碎片组成的。理解和获得这种差异性，是塞尔文得以在文学创作中表现这种以差异性为特征的后殖民文化体系的必要前提。为了寻找一种恰当的语汇系统来表现“西印度伦敦式”的后殖民文化体系，塞尔文采用了多语言混合的表现方式，在叙述中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种开放性的、发散式的语言系统——读者可以在《摩西登高》中读到非洲英语、加勒比海英语等。摩西那富有克里奥尔语言特色的英语叙述为《摩西登高》中的伦敦罩上了一层黑色的面具，作品的叙述语言也因而被称为戴着克里奥尔面具的黑色叙述。摩西有着强烈的特立尼达家乡意识和文化价值取向，他看待生活和事物的眼光停留在他自己的文化背景上，他用于衡量事物的的尺度是克里奥尔式的。如对格拉哈德穿着打扮的描写：“他的脖子上带着一个很沉重的项圈，就像特立尼达的农民拴牛用的套圈。”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中，名词也许是最具民族文化特征的一类词了，这就是在后殖民小说的许多文本中那些穿插在其中的非英语名词比比皆是的原因。
　　第二个层面是这种叙述方式被运用于弥合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对占中心地位的主流文化提出挑战。如果说差异是《摩西登高》所表现的中心，那么对差异的调和与整合也许才是作品所要实现的真正意义。后殖民小说，作为后现代文学思潮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以消解中心为目的，以处于边缘的多元民族文化来消解殖民者单一的中心文化。塞尔文所用的叙述语言也可看成是一种反语言中心的语言，它在占统治地位的语言环境中产生，又反过来挑战或颠覆那种语言的中心性和霸权性。《摩西登高》通过摩西的叙述，把特立尼达的民族语言与经过变形后的英语短语或不规则的英语习语混合使用，创造了一种英语主流文学“大英文学”中心之外的非主流的英语“小文学”。多语言混合的表现方式作为对文化中心主义的挑战，它表现为以自 由的、活动的语言形态来对抗正统的、森严的官方语言，这种被称之为颠覆性的表现手 法的意义在于对文化差异的整合。
　　而为了达到整合文化差异的目的，塞尔文在《摩西登高》中运用了变形摹写的叙述方式，即把某种代表主流文化、或占统治地位的中心文化的语言和事物加以变形摹写，用带有调侃性的戏谑方式表现出来，以此来消解中心文化的权威性，从而弥合边缘文化与中心文化之间的差异。《摩西登高》的变形摹写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标准英语的戏谑和变形摹写。摩西为了跻身于英国主流社会，便咬文嚼字、拿腔拿调地欲用标准英语来说话，而他对标准英语的运用被塞尔文讽刺性地表现为不恰当地滥用和错用。摩西那些貌似无意犯下的语言错误，实际上是作者有意识的语言艺术处理，试图在摩西努力跻身于英国社会的过程中减弱标准英语的权威地位或英国主流文化的价值体系。
　　二是对英国传统文学以及对欧洲文化传统的变形摹写。在英国文学的经典之作《鲁宾逊漂流记》中，克鲁索与黑人仆人星期三的关系在《摩西登高》中被变形摹写了，两人的关系被颠了个倒，黑人摩西成了主人，而他的仆人鲍伯则是个白人。这不仅颠倒了主与仆关系，黑人与白人关系，还颠倒了教化与被教化的关系。为白人所熟悉和沿袭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结构被彻底颠覆了，原来的中心文化被推向了边缘，而差异之间的界限则通过这种转换变得模糊了。
　　《摩西登高》中的变形摹写表面上看来是对大英文化传统、乃至欧洲中心论的颠覆，但由于这种颠覆建立在对差异性的整合上，即一方面对中心文化表示藐视并提出挑战，另一方面又企图靠拢、接近并被吸纳进主流文化之中，通过弥合差异来完成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这种语言体系和叙述方式在表现后殖民文化体系中尤其显示出其优越性。
　　《摩西登高》在语言运用方面的值得研究之处，不仅在于它具有一般后殖民小说所通常具有的那种在文本中以对话方式出现的双语或多语混合现象，还在于它在叙述语言，即非口语语言上的多语混合。以摩西这样有着复合文化背景的人物为小说的叙述者，这种现象在后殖民小说中并不罕见，然而在通过叙述者的书面叙述语变形摹写多种语言，并通过这种叙述语言和叙述角度戏谑地变形摹写欧洲文化方面，塞尔文的《摩西登高》具有其独特性和代表性。
　　　　　　被撕扯的民族文化
　　如果说，文化永远是人类历史中运动着的、变化着的内在生命，那么，被苦苦留守的民族文化，或确切地说，语言、宗教与习俗，相映之下就成了一种惰性的被遗弃物的象征。这就是殖民地人民的文化困境。
　　印度题材的英语小说在殖民时代之后的发展除了仍以讴歌古老的民族神话为主要特色外，不难感觉到一种鲜明的时代特色，以及对本民族在历史进程的威逼下不可避免地解体和脱钩的忧思。同样是写印度题材的英语小说的作家，罗辛顿·米斯垂的《费洛查·拜格的故事》由于聚焦于印度社会中的波斯后裔的生活和文化习俗而独辟蹊径，在当代印度题材的英语小说中，他是第一个把波斯人的宗教文化和生活习俗引入英语小说的作家，作品对这一古老民族及其文化的追溯与挽留，对凝固了的或行将逝去的古老文化的无可奈何，以及对经历了殖民时代以后在文化上的无所适从感的深刻剖析，使得这部作品在当代印度题材的英语小说中独树一帜。
　　如果说对殖民地人民实行文化间离是殖民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的话，那么，对本民族文化的回望和挽留则成为后殖民文学的一个色彩最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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