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　——它与“影响研究”的区别，它的方法、意义与价值

研究”持怀疑态度。他在流传甚广的《比较文学》(1951)一书中写道“有关影响问题的研究往往是令人失望的。……当人们想把问题提高到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影响时，那无疑很快就会落到抽象的语言游戏中去了。”[2](P16)因此基亚更明确地将比较文学的范围做了界定，即“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认为比较文学家也应该是文学关系史家。他把“文学世界主义的媒介因素”——即国际关系的媒介工具（翻译、旅行）和使用这些工具的人（译者、旅行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基亚举例说：研究法国作家伏尔泰与英国的关系，“主要的还得说明这位流亡者（指伏尔泰——引者注）是怎样熟悉这个国家的、是怎样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的，又是怎样交朋友的。他回法国后又让人们了解了英国哪些方面的情况，为什么让人了解这些情况而不是另外一些”，认为“这些工作的优点是可以避开‘影响’这个暗礁”。[2](P16)
　　上述法国学派几个代表人物的观点足以表明，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实际上并非人们所认为的”影响研究”学派。毋宁说，法国学派对“影响研究”是持怀疑的、或者是不赞成态度的。因此，我们不能再继续将法国学派与“影响研究”混为一谈。如果要对法国学派的研究倾向和特点加以概括的话，我认为将它们称为“传播研究”更合适些。梵·第根等人所推介的国际文学之间的“经过路线”的研究，伽列、基亚等人所主张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及其方法，严格地说，都是传播研究方法。
　　长期以来，人们意识到了“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的“局限性”，例如看出“法国学派”仅仅把研究的范围限定在欧洲，看出“法国学派”对“接受者”的研究重视不够，看出“法国学派”反对分析和推理的方法、主张以“确实的事实”来证明“影响”之存在的不可行性。但是，现在我们确认法国学派不是“影响研究”，而是“传播研究”的学派，那就很容易看出，人们对“法国学派”的批评，是站在“影响研究”的立场上，用“影响研究”的学术标准来批评“法国学派”的。而倘若从“传播研究”的立场来看，“法国学派”的学术主张就显出了更多的合理性。法国学派仅仅把研究范围限定在欧洲，除了他们的欧洲中心论、法国中心论的意识在起作用外，主要的还是因为“法国学派”知道，只有欧洲内部的文学传播才有大量可以实证的确凿的事实可以收集，可以画出清晰的文学传播的“经过路线”。而跨出欧洲的范围，确凿的“传播研究”的事实就少得多，“传播研究”就显得很困难，就势必要使研究跨入他们所怀疑的“影响研究”的范围。“法国学派”反对推理与分析的方法，这对于“传播研究”而言，也是合理的。因为“传播研究”必须实证，推理和分析也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但“影响研究”用实证的方法就未必可靠，很大程度上要在有限的事实的基础上，依赖于分析、推理的方法。
　　说明“法国学派”不是“影响研究”的学派，说明“法国学派”的实质是“传播研究”，对于区分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与“传播研究”的两种不同方法及其分野，是非常必要的。
　　　　二　从“影响”与“传播”之不同看传播研究方法的特征
　　在国际文学交流史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影响”的研究和“传播”的研究混为一谈。诚然，“影响”与“传播”有共通之处，从一定意义上说，“影响”也是“传播”的，或者说，“影响”也有“传播”的性质。但是，为了科学地区分比较文学研究的不同的领域与不同的方法，我们必须搞清文学中的“影响”与“传播”这两种现象的本质不同。在比较文学中，“影响”不是一种物理的事实，甚至不是一种本体概念，而是一种关系的概念，“影响”是作为一种精神的、心理的现象而存在的。影响(influence)一词，在西文中起源于古代占星学，本指星体对人类的感应关系。这种关系有时是难以觉察的，具有神秘的形式，后泛指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的微妙的影响关系。中文的“影响”两个词素，恰切地表明了这种关系是“影”（影子）和“响”（响声），“影响”的存在恰如“影子”和“响声”一般难以把握。
　　文学的“传播”与文学的“影响”则有多方面的不同，首先，从途径与手段的角度看，“文学传播”作为一种文学信息的流动过程，必须借助有形的媒介手段，如翻译、新闻报刊、团体组织、人员交流等等。虽然“影响”的实现也依靠“传播”，但影响的传播不一定需要有声有色的媒介手段。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受到另一个作家的影响，一部作品受到另一个作品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并不像“传播”那样有一个明晰可寻的“经过路线”，难以找出一个有形的过程、环节和途径。接受影响可以不通过任何媒介因素，而直接与影响自己的对象发生联系，从而形成了“影响”的实现方式和途径的复杂化、暖昧化，形成了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瞬间影响和持续影响、有意识的影响和无意识的影响等等不同的情况。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传播”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作为，是有意识地向外“放送”的行为，或有意识地由外向内输入的行为。如80年代日本政府鼓励有关机构组织和作家积极向国外传播自己的作品，以便表明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日本人只是个“经济动物”的看法是不对的。可以说，80年代日本文学在国外的普遍流行，与日本人的主动向外推广有密切关系。
　　从文学的接受效果来看，一个国家的作品被传播到另一个国家之后，尽管也被改造和利用，但仍然基本上、大体地保持着它原来的本体状态。例如中国小说集《剪灯新话》在16世纪传入日本之后，曾广泛流布，并被一些文人作家翻译、改编和摹仿——日本人称为“翻案”，即保留其基本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只是把人名、地名和部分细节换成日本的。现代日本学者对这些“翻案”小说的“出典”进行了研究，指出它们是哪一部中国小说的“翻案”。严格地说来，这种“出典”的研究实际上是文学“传播”的研究，而不是文学“影响”的研究，是对被“传播”的作品的状态和结果的研究。因为，仅仅是翻译、改编和摹仿，还只处于对外来文学的“输入”和“利用”的阶段，还不能达到将外来的文学消化、吸收、超越并在此基础上创新的程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传播”和“影响”的联系与内在区别：“传播”是“影响”的一种基础，“传播研究”可以成为“影响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但从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影响”研究和“传播”研究的立足点就有不同。“影响”研究是一种探讨作家创造的内在奥秘、揭示作家的创作心理、分析作品的成因的一种研究，它本质上是作家作品的本体研究，属于文学的内部研究（不是外缘的、外部的研究），是立足于审美判断、特别是创作心理分析、美学构成分析上的研究。与“影响”密切相关的范畴是：“影响”与“接受”、“影响”与“超越”、“影响”与“独创”；它的基本的研究方法主要不是实证，而是审美判断和创作心理分析。它主要研究“影响”与“接受”、“影响”与“超越”、“影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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